我们研究伦理，有同学说伦理伦理越说越没理，好像是很难说明白。

我来到济南感觉到这样一个全球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我是来自南方，我刚才查了一下武汉今天的天气是19度，而济南是21度，也就是说南北现在已经在气温，在很多方面都跟南方很像，让我们感觉到搞不清楚，不是我不明白，而是这个世界变化快。

我跟明洋院长有很多相近之处，特别是我们两个人都是来自业界，他是《大众日报》，我是《湖北日报》，目前全国有16个新闻学院的院长或者是实际的掌权副院长都来自业界，这也是一个好的传统。大家知道，中国第一个新闻教育组织新闻研究会是北大的，一个是徐宝璜是来自学界的，我们知道他只有23岁就已经是北大的教授，是北大82个教授里面最年轻的一个教授。另外一个，邵江勇（音）他是来自业界，当时是申报驻北京的记者，他是倒过来，他是32岁，业界和学界对中国新闻教育的开始阶段就接的很好，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很好的新闻教育的传统，所以我来到山大对这里也感觉特别亲切。

刚才明洋院长说我这个题目是一个很学术的题目，我也承认，这个学术化的题目有一篇论文提交给咱们大会，所以就不打算很学术化地讲这个论文的内容。周勇院长讲的很接地气的一些题目，所以我从里面拎了五个观点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第一个观点，当下中国传播的伦理和中国的政治伦理有着天然的暗合和沟通。某种意义上来讲，中国的传播伦理为中国的政治伦理提供背书，所以伦理协会责任重大。我讲这个话不是故作姿态，而是在刚刚结束的党的十九大方面，第一是再次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第二是把文化自信摆在了制度自信、道路自信并列的位置上予以强调。可以说所谓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座的年轻同仁们可能不会想到，我们这一代人是在阶级斗争的环境里，这个理论环境里面长起来、长大的。今天居然把阶级二者放在一起了，我们讲人类命运共同体，很显然这是一种展现的文化理念，而这种文化理念实际上是一个伦理的理念。这种伦理的理念怎么去构建呢？

在不同的国度、不同的制度环境下，寻求哪些共同点呢？所谓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无非，第一要合民心。不同国家的人心（民心）。第二点就是要和伦理。这个伦理是相通的伦理，不是说你这个地方认同了伦理，我那个地方目前尚不认同伦理，这个暂且搁置一边，我们要寻求最大公约数共同的伦理。第三个就是合法律。有的同学可能会讲到，各个国家的法律制度是不一样的，怎么会有共同的法律基础呢？其实不然，这个法律基础的背后就是契约精神，国与国之间政治制度不同、政治制度不同、文化背景不同，但是一旦达成契约，就应该按照契约办。我们在当下这样一个环境下寻求这种伦理所谓的自洽性，有非常严肃的背景，所谓自洽要自向一致，用自己说话的逻辑不能证明你自己理念的针对性，或者你不能用这样一个逻辑去证伪，种自洽也是一种底线意识。国与国之间打交道，不同的人类群体、不同的网络主体之间打交道的一些底线，如果我们没有这些底线，对外去打交道可以说是没有章法。我的第一个观点当下媒介伦理的建设和中国政治伦理建设，国家意志主张是暗合的，是一种自洽的内在的动力驱使下的学术追求。

第二点，我们要寻求自强。也不是静态的自强，不会自相矛盾，而是动态的自强。中国有话叫做“天下武功唯快不破”，不管你是哪一门派的高手，如果你慢吞吞去舞动的话肯定要输给动作快的对手。这样一个中国理念在世界文化中间也能找到相同的或者是相似的理念。比方说《爱丽丝奇遇记》，里面就讲到爱丽丝和红桃皇后一块拼命地奔跑，奔跑下来一段以后发现还在原地。爱丽丝就问红桃皇后，“我跑了这么半天，还在原地呢？”红桃皇后说你那个生产的国度是一个慢节奏的国度，而你跟我跑的国度是一个快节奏的国度，如果我们不快速奔跑，你连原地都不能够立足，所以说在这样一个瞬息万变、互联网变动的环境里，如果我们固守的伦理（音）主义，没有调整、没有寻求内在自洽一致性的意识可能我们就会落后。

美国学者尼古拉斯·卡尔近期有一个叫座的书叫《浅薄》，在《浅薄》这本书中就指出，互联网让人类越来越陷于浅薄的意识环境中间。当然我们不一定同意他的这种极端化的心理，但是我们也要意识到，连他自己都承认，我们在这样一个环境中间陷于浅薄、庸俗或者是分散、碎片，造成的注意力不集中，乃至整个品格降低这样一种现实的话，可能就会变的不自洽，变的自相矛盾，变的没有没有自信的伦理基础。

刚才我很荣幸得知中新社驻山东分社的社长邱江波先生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是我们的杰出校友，但是我更加感兴趣的是，他告诉我他服务的中国新闻社现在已经为世界上400家华人媒体，直接的主版了，已经不是像过去一条一条地用中新社，今天采用山东的某一条什么信息，明天是晴天的某一消息，而是拼装化、组装式、系列化地向外供稿了，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快速奔跑，这种跨越式的对外供稿的方式。他的市场需求虽然是海外华人媒体，但是也反映了我们这样一个互联网市场中，受体与供体之间有着多样式的自洽方式，不是只有一种自洽的方式。比如我作为媒体只是一条一条信息接受信息供体的传授。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我们不快速奔跑，没有这种在变革中寻求稳定的意识，那么很可能我们就变得不自洽，变得没有地位，变得没有话语权。

第三是我们反观一下美国，作为一面镜子，作为媒介人和传播界人寻求自信与文化之间的自洽关系的一面镜子，我们稍稍分析一下。因为我暑假到美国杜克大学参加一个交流，我也趁机走了美国若干个地方，访问了纽约时报在内的一些媒体。我感觉到美国的今天如果弄不好就是世界的明天，目前来讲美国文化尽管在世界上还有非常强的竞争力，但是它的内部不自洽现象，不仅是国人看到，而且全世界的都看到了。很显然，比方说我们10月1号看到拉斯维加斯发生的枪案，一个人杀了50多个人，伤了100人，这样一种现实说明了什么呢？除了他的刑事案件现实之外，我们看到背后的就是他的严重人民不自洽的现象。比方说美国人拥有枪支种历史文化传统，他的根源是根深蒂固的伦理意识，就是人民用枪不仅可以自卫，更可以抵抗暴政，一旦政府有侵犯民权的严重的行为时，人民可以起来自卫。似乎这非常正确，但是今天他早已经和原始的人民意识产生了严重的不自洽，今天大量发生的案件都是通过互联网扩大影响，造成某种政治企图或者是某种社会诉求，就和他原来的伦理意识相差十万八千里。更重要的是我们看到这个凶手在他的门上装了三个摄像头监视警察的对象。从这个动机就可以看到他有很强烈的传播意识和传播的欲望，他为了监视别人可以设三个摄像头，他更可以让无数的摄象头对准他，这正是他希望达到的社会效益。

大家知道，如果这种不对称的影响产生的实际的对人类的损害就是恐怖主义，根据历史学家研究，恐怖主义并不是一个独立有之的概念。真正出现了恐怖主义这样一个名词是随着当代传播技术的突破性发展而产生的，正是因为可以不对称的力量，可以达到很大的社会企图，恐怖主义才有了生存和发展的动因。我们要看到采取某种控制或者是阻断措施是媒介人应该有的责任。

第四个，反观中国的传播伦理中间，同样有呼唤着文化自信与媒介伦理自洽的需求。目前中国媒体作为社交媒体，作为社交所传播的媒体，作为娱乐传播的信息，以及最近李良衡（音）先生有一篇重要的论文提出“传统的媒体已经不再具有新闻媒体的作用，而是作为意义媒体来存在”，就是作为意义的新闻。支撑社交、支撑娱乐、支撑意义，它的基础不止是政治主张，而是伦理主张，只有伦理才能够托起这三类媒体的社会作用。一个技术协会有一位专家最近写了篇文章写到中国的智库和中国的媒体非常擅长强调中国的意义，但是不善于表达中国的价值。我想所谓价值也集中包含了伦理的价值。

最后一个观点，我在这里再重复一下我们认为的一个学术观点，当今的传播场地中间只要你有传播的行为就涉及到人民，这也有似于“媒介即信息”这样一个论断。这种传播即伦理的学术观点是基于什么呢？伦理贯穿于叙事认同之中，不管你用什么方式去传播信息，基本上可以认同为一种叙事。叙事认同之中最大的悲剧是无事可虚，传递的都是无意义的信息，那这种传播是没有价值的。只要有事可叙，这个事依托的就是伦理，所以在全球化和技术进步神速，气候变化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我们的叙事必须基于一种超越一国或者是某些利益集团的更大的格局的伦理背景，我们才可能取得更好的叙事效果。